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海面。中日双方关于天宝山事件的正式外交谈判，在此紧锣密鼓地展开。中方首席代表是外务部大臣梁敦彦，他身着朝服，面容平静，眼神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而他对面坐着的，则是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其嘴角习惯性下撇，带着几分日本使臣惯有的倨傲。

会谈伊始，伊集院彦吉便先发制人，完全无视基本事实，提出了一系列极其苛刻、近乎最后通牒式的无理要求。他操着生硬的汉语，语气冰冷而傲慢：

“梁大人，基于此次贵国边防部队在间岛地区对我大日本帝国皇军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挑衅，帝国政府要求贵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以显示和平解决的诚意：

第一，贵国政府必须就此次不幸事件，向帝国政府正式、公开道歉！

第二，贵国必须赔偿帝国因此次事件所蒙受的一切军费损失及人员抚恤，计白银二百万两！

第三，必须严惩此次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即延吉边防帮办江荣廷及其麾下主要军官！

第四，天宝山银矿的开采活动必须立即停止，其矿权应交由日中双方共同开采管理，以体现公允。

第五，贵国必须明确承认，帝国在延吉地区拥有‘保护’该地区朝鲜垦民的合法权益！

第六，为确保不再发生类似冲突，贵国军队必须从天宝山乃至整个延吉争议区域撤出，由我方警察维持当地秩序！”

这一连串的要求，不仅颠倒黑白，更是赤裸裸地企图剥夺中国在延吉的主权和矿利。若清廷应允，无异于将延吉乃至整个吉林东南门户拱手让人。

面对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挟，梁敦彦并未动怒，他神色从容，待伊集院彦吉说完，才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公使阁下，贵国所提诸项，请恕本官实难认同。事实真相，与阁下所言，可谓南辕北辙。”

他不慌不忙，从身旁的文件匣中，取出一份份早已准备好的证据，一一摆在谈判桌上，如同一位沉稳的棋手，落下决定胜负的棋子。

他首先拿起一份泛黄的文件：“此乃我朝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与朝鲜国王特使共同订立的《中朝边界善后章程》原件。其中条款、附图，清晰无误地标明，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天然界河，天宝山位于图们江北岸，确系我大清吉林辖境，毫无争议。贵国所谓‘间岛归属未定’，不知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