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柳絮飘得正盛时，林烨把最后一份文件放进收纳箱，办公室顿时空了大半。窗外长安街的车流如织，她却想起老家院墙外那棵歪脖子枣树——这个时节，该开满细碎的黄花了。

林董，真不再考虑考虑？周明站在门口，眼里带着不舍。

林烨把父亲那支钢笔别在衬衫口袋上：公司有你们，我放心。

后备箱里只塞了两个行李箱，一个装衣服，另一个是父亲留下的手稿。当车子驶出地下车库时，后视镜里高耸的写字楼渐渐模糊，她摇下车窗，让五月的风灌进来。

进村的路还是老样子，只是铺了水泥。快到家时，远远看见院门口聚着些人。侄孙建国打头，几个老汉蹲在石墩上抽烟，看见车来都站起身。

姑奶奶！建国小跑着过来接行李，西厢房给您收拾出来了，新盘的炕，保准暖和。

老宅还是记忆里的格局，只是院角多了自来水，厨房贴了瓷砖。最让她惊喜的是，父亲的书房保持原样，连那个缺了角的砚台都还在老位置。

第二天鸡叫头遍她就醒了。披衣出门，薄雾里碰见邻居张嫂扛着锄头下地。

他姑，这么早？张嫂嗓门亮，上我家吃捞面去？

改天，林烨指指院里的菜畦，我先拾掇拾掇这地。

说是拾掇，其实是对着半人高的杂草发了愁。最后是建国扛着锄头来帮忙，两人才把荒草除净。翻地时刨出个生锈的铁皮盒，里头是林烨小时候的弹珠，还有张1983年的粮票。

这得留着。建国用袖子擦擦灰，我爷那辈的物件了。

日子慢了下来。早晨她跟着张嫂学种菜，下午整理父亲的手稿。最享受的是傍晚，搬个小马扎坐在枣树下，看邻居孩子追着芦花鸡满院跑。

但清静日子没过多久。这天村里大喇叭突然喊：林烨同志，请到村委会接电话！

电话是儿子打来的，语气焦急：妈，欧盟的新规卡了脖子，您得帮忙拿个主意...

她握着老式听筒发愣。电话机是拨号的，墙上的值班表还用粉笔写。但电话那头，依然是价值数亿的跨国生意。

回程路上经过村小学，破败的校舍让她脚步一顿。当晚她翻出父亲笔记，在乡村教育那章停留许久。父亲写道：少年强，则乡土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