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钞关，历来是漕盐重地，税吏权力大，过往商船苦其盘剥久矣。新税制颁布后，户部与都察院联合派员督查，要求各钞关必须将税则、税率张榜公布，使用统一印制、多联复写的税票，商人缴税后凭票通行，各关互通信息，防止重复征税。

起初，钞关吏胥阳奉阴违，仍想方设法刁难，诸如挑剔货物品相、拖延查验时间，暗示“孝敬”。但这一次，来自上面的压力空前。几个顶风作案的税吏被当场革职查办，涉事商人不仅未被追究，反而得到补偿。更重要的是，一些像黄汝璋这样常走运河的商贾，开始有意识地联合起来，遇到不合理盘剥，便依据《通则》条款，向市舶司或新近在各地试点的“商事仲裁所”（《通则》配套机构）投诉。

虽然过程仍有曲折，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正在艰难地确立。对于守法商人而言，虽然税率未必降低多少，但不确定性大大减少，行贿成本下降，行程可预期性增强。对于国家而言，税收并未因“清弊”而减少，反而因为流通加速和商贾积极性提高，呈现增长趋势。

漕运总督衙门也感受到了变化。以往依赖钞关灰色收入维系的关系网和福利体系受到冲击，不得不开始转向其他方式。刘文炳在通州搞的“漕运标准化”和“效率优化”，虽然本质是权力寻租的新形式，但客观上促使漕运衙门开始重视流程管理和数据记录，以应对可能的审计和来自商业领域的效率对比压力。一种扭曲的、但确实存在的“效率竞赛”苗头，在古老的漕运体系中隐约浮现。

南京国子监内，“经济社”的影响力在缓慢扩大。沈文澜虽已入翰林院实务策论馆，但他与社内同窗保持通信，将京中见闻、策论馆探讨的实务问题传回，同时将江南工商界的真实动态和困惑反馈上去。

社内一些家境优渥的士子，开始不再仅仅满足于纸上谈兵。有人利用家族关系，暗中参股亲友经营的工坊或商号，以“学习观摩”为名，实际了解经营。有人则尝试将所学数算知识，用于分析家族田庄的收支、或本地市场的物价波动，写出一些小有见地的分析札记，虽不免稚嫩，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开明的致仕官员或地方名儒，开始公开或半公开地赞赏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虽然主流理学界仍有强大阻力，但“实学”作为一种支流，在江南这块商品经济最发达、思想也相对活跃的土地上，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缝隙。甚至有个别大胆的士绅，在兴办义学或资助书院时，特意加入了一些实用的“艺学”内容，如基础记账、本地物产概要、甚至简单的农工器具图解。

这种士人与商人、理论与实践的缓慢靠近，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渗透，暂时无法改变主干道的流向，却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为整个社会思想的变迁提供重要的养分和路径。

西苑精舍，朱厚照的案头除了北疆军报、江西政情、岭南海贸，也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江南市舶税收增长，主要是近期丝绸、新棉布、瓷器出口有所增加、运河商税统计、以及零星反映各地工坊兴起、技术改良的奏报或私人信件。

他仔细阅读着，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杨先生，你看这江南，”他指着几份报告，“沈家这样的巨贾在死磕织机，松江布商在改良纺车，运河上的税吏在别扭地学着按新规矩办事，国子监里有年轻人在琢磨物价和田庄收支……没有朕的严旨催逼，没有江西那样的大刀阔斧，但变化，好像自己就长出来了。”

杨廷和躬身道：“陛下圣明。此乃陛下订立《通则》、推广格物、引导风气所致。商人逐利，见有利可图，自然效仿；士子求进，见实务可为晋身之阶，亦会留心。此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陛下导之以利，齐之以法（《通则》），故民渐从之。”

朱厚照笑了笑，不置可否。他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纯粹，利益的驱动下必然有新的问题滋生，比如沈家可能的技术垄断企图，黄汝璋对棉农的隐形控制，钞关吏胥新的贪腐形式等等。但无论如何，水已经活了，鱼开始游了。帝国的经济血脉，正在从最富活力的江南区域，开始更快速、也更复杂地搏动起来。

这搏动与北疆的铁血、江西的垦拓、岭南的波涛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曲庞杂而充满生机的帝国变奏。前路依然迷茫，冲突从未远离，但一种源自社会基层、由利益和生存本能驱动的、缓慢而坚定的向前趋势，似乎已难以逆转。金梭穿梭，玉缕渐成，江南的新机，正无声地编织着大明未来的另一重锦绣，其纹路或许暗藏纠葛，但其色彩，已然鲜艳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