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妇人走近我，低声说了句：“这首歌，原来是送别亡夫之曲。”她眼中有水光，却含着笑意，“但如今，我们唱它来迎接新生命。”

那一刻，我明白：记忆的重量，不只在哀愁中，也能在重生中轻盈。

我来到城市博物馆，那是由1963年大地震遗留的火车站改建而成。

走进废墟般的大厅，时间似乎凝固在那面破损的表钟上——凌晨5:17分。

一位白发苍苍的工作人员带我参观，他说：“那场地震毁了这城的大半，但也打开了一扇窗。”

我问他，什么窗？

他指着一张照片：是日本、苏联、瑞典与印度的建筑师在斯科普里废墟中合影。

“我们成了世界的实验室。”

他说完这句话，声音哽住了。我知道，他的记忆不仅是痛苦，更有一份来自共建者的尊严。

我们站在一扇断墙前，他指着一块歪斜的混凝土梁说：“这不是废墟，是我们不愿忘记的起点。”

他还带我看了一扇未倒塌的门廊，上面贴着当年志愿者留下的红字：“我们在这里，不为废墟，而为未来。”

我写下：“城市的心脏会碎，但愿意修复的手，是最坚定的脉搏。”

傍晚，我来到瓦尔达尔河畔的米罗之家。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雕像静静站立，面朝河水，双手合十。

没有金碧辉煌，只有一块铁牌刻着：“平和来自理解。”

我在长椅上坐下，看河水映出霞光与暮色，也倒映出这座城市的挣扎与希望。

一位少女靠近雕像，在他脚边放下一束向日葵。

我轻声问：“为什么是向日葵？”

她说：“因为它朝光而生，就像我们。”

我写下：“这城市的语言很多，伤痕也多，但愿意说话、愿意聆听，是它真正的荣光。”

她又加了一句：“你要记住，我们不是在回忆历史，而是在教未来怎么长大。”

我与她对望片刻，没再说话。那一束向日葵，在暮色中竟像是一束火光。

清晨，我踏上前往西南方奥赫里德的旅程。

大巴沿着山路缓缓爬升，风吹过葡萄园、山谷与教堂尖顶，阳光如金纱，一点点揭开下一程的序幕。

我回望斯科普里，那城的模样不再模糊——它不再是三名之争的伤口，而是一颗学会独立呼吸的心。

我在《地球交响曲》页末写道：

“斯科普里，是风暴之后依然敢于站立的梦，是多面之中的统一之心。”

而下一站，便是传说中的“巴尔干之眼”——奥赫里德湖畔，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