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过这番表演，向所有观望者，尤其是清流内部的自己人以及潜在的动摇者，传递了几个清晰无比的信号：

其一，我徐阶依然是清流的领袖，有能力、有魄力处理此等棘手之事，即便涉及至亲，亦能“秉公处置”，你们跟随我，不必担心会被轻易当做弃子，但前提是，要懂得规矩，看清风向。

其二，陛下的态度我已领会，此事将在可控范围内解决。那些想借机生事、攻讦于我的人，可以歇了心思。

其三，也是对陈恪乃至皇帝的一种隐晦回应：人，我会处理；规矩，表面我会遵守。

但如何处理，自有官场的“分寸”在。这既是维护我徐家的体面，也是维护整个文官体系在面对皇权或强势勋贵时的某种“默契”和“弹性”。

大明的官场，其可怕与腐朽之处，正在于此。

许多时候，台面上冠冕堂皇的言语，与台面下心照不宣的交易，并行不悖。

一套成熟而腐朽的逻辑早已深入人心，无需明言，众人自能领会。

徐阶此番作为，正是这套逻辑的完美演绎。

他既在表面上顺应了陈恪所代表的“法度”诉求，安抚了皇帝对“新政”被挑战的担忧，更重要的，是稳住了他自己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甚至借此机会重新凝聚了人心，展示了其作为首辅依然不可动摇的掌控力。

至于那被推至风口浪尖的徐崇右，其个人命运，在这盘大棋中，已然成了一枚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调整轻重的棋子。

是严惩以塞天下悠悠之口，还是轻放以全徐家颜面，其尺度分寸，尽在徐阶的运筹帷幄之中。

而这运筹的结果，将无关正义，只关乎权力与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