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八年的初冬，上海浦的江风已带着刺骨的寒意，但码头上却是一派与节气不符的灼热气氛。

凯旋的舰队并未做过久停留，陈恪归心似箭，以极高的效率处理着离沪前的各项事宜。

上海府衙内，陈恪将一应文书印信郑重地交到徐渭手中。

“文长兄，上海诸事，便托付与你了。”陈恪语气诚恳，“府库账目、市舶司章程、工坊船厂运作，皆有定例可循，以兄之大才，循例而为，当不致有差。若有紧急难决之事，可六百里加急送至京城伯府，直递于我。”

徐渭依旧是那副落拓不羁的模样，但接过印信时，眼神却异常沉稳，他拱手道：“子恒放心而去便是。这上海滩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浸透你之心血，渭虽不才，亦知守成之重。必当恪尽职守，保此基业安稳，以待伯爷与夫人归来。”

对于那近两千名萨摩俘虏的处理，陈恪展现了务实乃至冷酷的一面。

他并未遵循传统“献俘阙下”的全部流程，那样做既耗费巨大，也无实际益处。他只精心挑选了包括几名被俘的中级武士头目在内的十余人，准备押解进京，作为此次大捷的象征。

至于其余俘虏，则被陈恪直接定义为“海盗同谋，罪无可赦”，判以终身苦役。

“给他们戴上重镣，分置各处官营工坊、船厂、矿场，严加看管。”陈恪对负责此事的李春芳吩咐道，“每日供给两餐，确保其能维持劳作之力即可。此辈悍勇，乃上佳劳力，废之可惜，当物尽其用。”

这番话冷静得近乎无情，却符合这个时代的规则，也更符合上海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在李春芳看来，伯爷此举已是仁至义尽，至少给了这些倭寇一条生路，而非尽数坑杀。

安排妥当一切，陈恪与常乐终于登上了北上的官船。

张居正作为协理防务的督军，自然也要一同回京述职。过去近一年，陈恪凭借对上海的绝对掌控和对战局的精准把握，始终稳稳主导着征琉之役的方向，张居正虽偶有建言，但大体是配合与执行的角色。

不过，陈恪也并未刻意打压这位“钦差”，在军功叙录上，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张居正在整训军队、协调后勤等方面的功劳，使得张居正此次南行，同样捞足了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资本。

两人同船而行，气氛颇显微妙。张居正心知肚明，自己南下督军，本质是陛下对陈恪权势日隆的一种平衡手段。

在陈恪没有明显过错且立下不世之功的情况下，他这位“空降”的督军，确实难以撼动陈恪的根基。

但此行能获得实打实的军功，与陈恪这位圣眷正隆的靖海伯形成暂时的利益捆绑，对他而言已是极佳的结果。

因此，在船上，张居正保持了必要的恭敬，与陈恪探讨政务兵法时，也多是切磋之意，而非针锋相对。

陈恪乐见其成，只要不触及他对上海和未来海权的根本规划，他并不介意与这位未来的大佬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官船扬帆起航，离开了喧嚣繁华的上海港。

船队先沿运河北上，过苏州、常州，两岸的富庶景象与上海的蓬勃虽不相同，却同属江南烟水，令人心旷神怡。

及至转入长江，溯流而上，抵达金陵时，气势又为之一变，六朝古都的龙盘虎踞，自有一番沉淀的威严。

在南京略作停留，补给物资，拜会了南京守备衙门后，船队便转入京杭大运河的主航道，真正开始了漫长的北归之路。

一路经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运河两岸，城镇连绵，漕船如织，展现着帝国主动脉的繁忙。

虽是冬季，水浅舟迟，但归程的期待冲淡了旅途的枯燥。

陈恪与常乐大多时间待在舱内，时而凭窗眺望岸上风光，时而低声细语，盘点着家中的琐事，对京城亲人的思念，也随着距离的缩短而愈发浓烈。

码头上，旌旗林立。

虽是天寒地冻，但通州码头此刻却人声鼎沸，热火朝天。

嘉靖皇帝朱厚熜，竟亲自出京，驾临这运河终点，以极高规格迎接靖海总督陈恪凯旋。

龙纛之下，嘉靖身着赭黄龙袍，外罩玄狐大氅，端坐于特设的暖舆之中，面色在寒冬里显得有些苍白，那双眼眸扫视着缓缓驶近的船队。

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提督东厂太监陈洪等内廷巨头悉数在侧，文武百官按品秩列队，一直从码头铺陈到远处的官道。

这等殊荣，自嘉靖修道以来，已是极为罕见。

无疑，皇帝是要将这“征琉大捷”、“扬威海外”的功绩，牢牢烙上自己的印记，向天下昭示这正是在他“圣明”引领下实现的“嘉靖中兴”之象。

当陈恪的坐船稳稳靠岸，踏板放下，一身麒麟补子伯爵朝服的陈恪，率先步下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