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面露难色：“老爷子，规定就是这样……”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赵明远接过话，“这样，我们不要钱，只要政策。路我们修，但需要的时候，请县里给我们开个证明，证明这条路合法，能让货车上路。”
“这……我得请示。”
“那就请示。”赵守疆指着远处江对岸的瞭望塔，“你看见那个了吗？那是别人的眼睛，天天看着咱们。他们想看什么？想看咱们村没了，人走了，地荒了。那咱们偏要活，还要活得更好。这条路，就是咱们的应答——中国的土地，一寸不会荒；中国的人，一个不能少！”
干部愣住了，看着眼前这个老人，又看看周围那些握紧工具的手，最后点了点头：“证明，我想办法。”
春去夏来，路一天天延伸。最艰难的一段是经过老坟岗，那里埋着村里的先人，包括赵守疆的太爷爷——虽然尸骨在对岸，但这里立了他的衣冠冢。按老规矩，动土要祭拜。
祭品很简单：一碗新米，一杯江酒。赵守疆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太爷爷，孙儿要动土了。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让咱们赵家屯的人活下去，让这片土地还有人守。您当年吞土守土，今天我们修路守村，是一个理。您在那边，保佑咱们。”
说完，他举起镐，第一个刨下去。土很松，像是先人早就准备好了。
夏天多雨，刚压实的路基被冲垮了三次。第三次垮塌时，几个年轻人瘫坐在泥泞里，几乎要放弃了。
赵守疆什么也没说，只是卷起裤腿，跳进泥水里，开始一捧一捧地捞石头，重新垒路基。雨水顺着他花白的头发流下，在脸上冲出沟壑。他干得很慢，但很稳，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一个，两个，三个……所有人又都站了起来。
晚上，赵明远给父亲洗脚。那双脚上布满水泡，有的破了，流着脓水。他小心翼翼地涂药，忽然说：“爸，您这双脚，走了一辈子边境线。”
“不是走，是量。”赵守疆闭着眼，“从十八岁到六十八岁，五十年，每天二十公里。算下来，能绕地球多少圈来着？”
“差不多五圈。”
“才五圈啊。”赵守疆笑了，“咱们国家那么大，我这辈子，也就量了乌苏里江边这一小段。”
“但这一小段，您一寸都没丢。”
“嗯，一寸都没丢。”老人重复道，像是说给儿子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路修到五公里时，第一个奇迹出现了——省农科院的专家带来了改良大豆种子，说这种大豆适合黑土，出油率高，已经联系好了收购商，价格比普通大豆高三成。
第二个奇迹是县里特批，把赵家屯列入“兴边富民”试点村，有补贴，有政策，还派来了技术员。
第三个奇迹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七个。他们看到路真的在修，看到村里真的在变，看到希望真的在发芽。
中秋前一天，路通了。最后一车砂石铺完时，太阳正好落山，把整条路染成金色。村民们聚在村口，没人说话，只是看着那条蜿蜒向远方的路，像是看着一条刚刚诞生的河。
赵守疆走到路中间，蹲下身，抓起一把土。这次，他没有让土从指缝漏走，而是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布袋。
“这土，要传给重孙子。”他对儿子说，“告诉他，这土里有他太爷爷的骨气，有他爷爷的汗水，有他爸爸的血性。告诉他，咱们中国人，脚踩着自己的土，头顶着自己的天，走到哪儿，脊梁都是直的。”
第一辆货车开进村那天，全村人围在路两边。车上装的是化肥，但村民们像是看着金子。司机按响喇叭，长长的汽笛声在江面上传得很远，对岸的瞭望塔上，望远镜的反光闪了一下。
秋天，大豆丰收。合作社的第一笔分红，赵明远没发现金，而是给每家发了两个红包：一个装着钱，一个装着一小袋黑土。
“钱是今年的，土是永远的。”他在分红大会上说，“钱能花完，土永远在。只要土在，根就在，希望就在。”
那个冬天，赵家屯建起了五十年来第一栋新房——合作社的仓库和加工车间。上梁那天，按照老规矩，要在主梁上系红布，布里面包着五谷和铜钱。
赵守疆拿出来的，是他珍藏的那块石头。他把石头系在红布里，和五谷一起，升上主梁。
“石头在上，咱们的根基，就永远不会倒。”他说。
第二年春天，赵明远的儿子出生。满月那天，赵守疆把曾孙抱到江边，用江水给他洗了脸，然后把那块传了四代的石头放在婴儿怀里。
“取名了吗？”
“取了。”赵明远说，“叫赵土生。土地的土，生根的生。”
“好名字。”赵守疆望着江对岸，那里，太爷爷跳崖的山头依然苍翠，“土生啊，你要记住，你的根就在这黑土地里。将来无论走到哪儿，走多远，都要记得回家。因为这片土，记住了咱们家所有的故事。你哭，它记得；你笑，它记得；你活着的每一天，它都替你记着。”
婴儿在襁褓中挥舞着小手，抓住了石头。那一刻，开江的巨响从上游传来，如雷，如鼓，如这片土地的心跳，沉稳，有力，生生不息。
赵守疆知道，又一个春天开始了。而他们家的故事，这片土地的故事，这个民族的故事，会像乌苏里江的水，一直流下去，流过四季，流过岁月，流过所有记得与遗忘，最终汇入大海，成为永恒的一部分。
因为土地记得一切。记得每一次播种，记得每一滴汗水，记得每一道伤痕，也记得每一朵在伤痕上开出的花。而他们，是土地长出的庄稼，一茬老了，一茬又青，但根，永远扎在同一片热土里，向着同一个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