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里的界碑
乌苏里江在春天解冻时,会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冰块相互撞击,顺流而下,像是大地苏醒的骨骼在挪动。七十岁的赵守疆就站在江边,手里握着一块温热的石头——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上面用刀刻着四个字:守疆护土。
“爸,开江了。”儿子赵明远走过来,将一件军大衣披在他肩上。
赵守疆没回头,目光落在江对岸。那里曾是他们家族世代耕种的土地,如今竖着异国的瞭望塔。“你太爷爷埋在那儿。”他用拐杖指了指对岸一座隐约的山头,“1938年,日本人来了,他带着全村的猎户在山里打了三个月游击,最后被包围,宁肯跳崖也不投降。”
这个故事赵明远听过无数遍,但今天,父亲讲出了新细节:“跳崖前,他吞下了一块土,咱们黑土地的土。他说,吃到肚子里,就永远带走了。”
风从江面吹来,带着冰碴的腥气。赵守疆摊开手掌,那块石头上“守疆护土”的刻痕已模糊,但棱角依然锐利。“这是你爷爷刻的。1969年,边境冲突,他就在这个位置,用这把刀刻了这四个字。后来刀被收走了,石头他藏在了炕洞里。”
“为什么是石头?”赵明远问。
“因为石头最像土地——踩不烂,烧不化,洪水冲不走。”赵守疆将石头贴在胸口,“你爷爷说,人像草,一茬一茬地死。但土地永远在,记住了所有事。”
远处有马达声传来。一艘巡逻艇划开江水,艇上的年轻士兵向他们敬礼。赵明远也立正还礼,他刚从边防部队转业,军装还没脱下。
“决定好了?”赵守疆问的是儿子的去向。赵明远拒绝了省城的安置,选择回到这个边境小村当村支书。
“决定好了。像您一样,守在这儿。”
赵守疆望着儿子,像是透过他看见了一条河——从太爷爷跳崖吞土,到爷爷刻石明志,到他在这里站了五十年岗哨,现在轮到儿子了。这条河不叫血缘,叫传承。
回村的路上,赵明远说起村子的现状:年轻人都走了,剩下不到百户,大多是老人。土地撂荒,学校只剩三个学生,唯一的老师下个月也要退休了。
“得让人回来。”赵守疆说。
“怎么回来?”
“让土地长出金子。”赵守疆指着远处荒芜的田野,“咱们这儿,往地下挖三米,能挖出黑得流油的土。这样的土,全中国找不出几处。它不是土,是老祖宗用血喂肥的。”
当晚,村委会的破旧办公室里,五个村干部围着一盏昏暗的灯。赵明远把转业费全取了出来,一共二十三万,拍在桌上。
“用这笔钱,成立合作社。机械化耕种,种高油酸大豆,我联系了省农科院的专家,他们提供技术和种子。”
最年长的老会计推了推眼镜:“明远,不是叔泼冷水。机械化要钱,水利要修,路要通。二十三万,连台像样的拖拉机都买不起。”
“先买二手的,我战友在农机站,能给最低价。路,咱们自己修。我算过,从村口到国道,七公里。全村能动的都上,三个月能压出条砂石路。”
“三个月?谁干?”有人问。
“我干。”赵守疆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褪色的铁盒,“这是我五十年攒下的,十二万。加上明远的二十三万,做启动资金。路,我带头修。我七十三了,但还能挥得动镐头。”
铁盒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纸币,最反击战纪念章。三枚奖章,三代人。
会散了,人走了。赵明远看着地图上那条要修的路,它经过太爷爷跳崖的山下,经过爷爷刻石的江边,经过父亲站岗的哨所。这不是一条路,这是一条用脚印连起来的家史。
第二天清晨,赵守疆敲响了村头那口废弃多年的铁钟。钟声在薄雾中传得很远,惊起江边的水鸟。老人们拄着拐杖来了,妇女抱着孩子来了,最后连在县城打工的两个年轻人也回来了——赵明远的发小,听说他要修路,辞了工。
“乡亲们,”赵明远站在磨盘上,“这条路,不是修给外人看的。是修给我们自己,修给子孙后代。路通了,大豆能运出去,日子才能好。咱们村,不能就这么没了。”
人群沉默。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问:“明远,你当了支书,咱们村能像电视里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吗?”
“能。”赵明远说得斩钉截铁,“但得先有路。有了路,才有电,才有网,才有学校有新老师。咱们村,要成边境线上最亮的那颗星。”
“那还等啥?”赵守疆扛起一把铁锨,“我打头,在我倒下的地方,你们接着挖。”
第一锹土铲下去,是黑色的,在晨光中泛着油光。赵守疆抓起一把,握紧了,土从指缝漏出。“就是这土,养活了咱们祖祖辈辈。现在,轮到咱们养它了。”
修路比想象的难。春天的冻土硬如铁,一镐下去一个白点。赵守疆的虎口第三天就裂了,用布条缠上继续干。晚上,他在油灯下给手上的裂口涂药膏,赵明远看见,父亲的手掌像是干涸的土地,布满沟壑。
“疼吗?”
“疼。”赵守疆咧嘴笑,“但疼得好。不疼,就忘了这土是啥滋味了。”
第七天,村里最老的寿星,九十二岁的李奶奶让孙子推着轮椅来了。她太老了,老得说不出话,只是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里面是皱巴巴的二百块钱。
“奶说,这是她卖鸡蛋攒的。”孙子翻译,“她说,她爹埋在对岸,她回不去了。但路修好了,咱们村就在了。村在,根就在。”
钱在人们手里传递,最后传到赵明远手里,滚烫。那不是钱,是命。
第十天,县里来了人。交通局的干部拿着图纸,说这条路不在规划内,属于“村民自建道路”,不能给补贴,还可能有违规风险。
“违规?”赵守疆站起来,七十岁的人,腰杆笔直,“1948年,我爹带着乡亲们给解放军修路送粮,那时不说违规。1969年,全村人一夜之间挖了三公里战备道,那时不说违规。现在,我们要修一条活命的路,就违规了?”